《看见》读书摘录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 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强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水龙头下，开着冷水，水流过皮肤，一下浮出颤栗的粗颗粒，涂上洗面奶，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血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非典结束了。

“像我们在急诊室，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会陪着他们难受，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泪水涟涟，这帮不了他们，冷静询问才能求解。”

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

天性里的那点怯弱，像钉子一样钉着我。小时候看到邻居从远处走过来，我都躲在墙角让他们过去，打招呼这事让我发窘。我妈看着我直叹气。一直到长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厉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讪，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觉得舒服。我觉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画里的圆头小子查理.布朗，连条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当，下次还吃亏。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 ，就是开不了口。

张洁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一个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几座灰浊的骑楼紧夹着，窄而深，几乎没有光线，满地恶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个皮条客穿着黄色夹脚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从我身边挤过去。窄破的洗头店门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们穿着带亮片的廉价吊带衫张腿坐着，没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后的男同事。不知道哪里的污水，每走几步，就滴在我的头发里。每去一次回来，我都得强压把头发剪掉的冲动，不是脏，是一种女人本能的污秽感。但我只不过待几个晚上，阿文必须每天在那里站街。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 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话不多虑。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

他每天都在伪装。每次我跟他一块儿要是参加个应酬什么的，他都拼命给大家讲黄色的笑话，给人造成的感觉，他这个人特别黄，特别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伪装自己。

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安全的，怎么避免危险，就算他知道，他说也不敢把安全套带在身边，怕别人发现。“安全套对国人来说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崔子恩说。

我问张北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者？” 他说：“因为我们的性文化里，把生育当作性的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把偏见当原则。”

每年自杀的那些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心理上的艾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绝症患者。这个绝症是谁给他的？不是艾滋病毒给他的，是社会给他的。

范：你现在怎么理解男同性恋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于同性和异性之间有什么差异，一样的欲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还讨论来着。但有一点仍然是坚持的，性应该是有美感的。过于放纵与挥霍的性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猥亵。完全脱离了爱，岂不是又退化成了动物？ 
宏: 同意你们的观点。当饥渴都解决不了，又何谈精神上的诗意？归根结底，没有一个宽容的制度可以海纳五光十色的生存状态。让人自由地爱吧，愈自由愈纯洁。

“那你为什么一定不用保护性的画面处理呢？”他的眼睛直视镜头，笑容爽朗：“因为我想告诉大家，我是个同性恋，我想和每个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爱。”

翼飞是舞者，采访间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护，只能拍影子。投射在墙上的巨大剪影，变形，夸张，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现场没有设备，放不了音乐，他只是听着心里的节奏在跳。老范在节目最后用的就是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张国荣的《我》 ，那是他在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的演唱：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 最荣幸 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 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这个片子送审的时候，我们原不敢抱指望。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现同性恋的专题，他们正视镜头，要求平等。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我们采访前,Kim刚把三岁的小女儿哄睡着，这个孩子在父亲殴打母亲时，挣扎着往外拉父亲的手，被甩开，之后一直做噩梦，哭着说："妈妈对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拦他）呢。”Kim头摇得说不下去，想把哭声抿住，脖子上的筋脉全都凸起。她搂着女儿，对她说：“可以恨爸爸错误的行为，不要恨爸爸这个人。”

领头的那个孩子，我们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捡来的，养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儿了。“能不能找点他小时候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问他的养母。“都扔了。”她说得很轻松。我听着这句话，一下子理解了“抛弃”这个词。

他曾经对Kim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文化。” Kim说：“这不是中国的文化，人是一样的。我觉得中国人，美国人，所有人，我们的相似之处远多过不同，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快乐的家庭，我们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梦想真的是让中国更好、更国际化，我希望他能从自己做起。”

拿出几个大本子给我看，里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阳与她合作录的英语磁带，写的工作便条，还有一页，夹着某年结婚纪念曰她提醒李阳买的玫瑰花--虽然是秘书买来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叶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压平保存着，旁边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个男人。”

大概是一九八O年，我和妹妹柴敏.在纺织厂的照相馆里拍下的照片。我妈在工厂的理发店给我烫个卷毛，隔了这么多年，脑袋上包个黄色蛇皮袋的烫热感还有.是文明让人不舒服的启蒙。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她低声问老头儿：“他们不觉得呛啊？”
老头儿呵呵一笑：“说个笑话，前两年这城市的市长到深圳出差，一下飞机晕倒了，怎么救都不醒。还是秘书了解情况，召来一辆汽车，冲着市长的脸排了一通尾气，市长悠悠醒了，说：‘唉，深圳的空气不够硬啊。’”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进化能力很强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奶奶当年进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插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根筷子，扎在藕眼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硬，相当扎手吃力，是芦苇的花絮做成的，河边还有明黄的水凤仙，丁香繁茂.胡枝子、野婉豆、白羊草……蓝得发紫的小蝴蝶从树上像叶子一样垂直飘下来，临地才陡然一翻。还有蟋蟀、蚂蚱、青蛙、知了、蚯蚓、瓢虫……吃的也多，累累红色珠子的火棘，青玉米秆用牙齿劈开，嚼里面的甜汁。回家前挖点马苋菜拿醋拌了，还有一种灰白的蒿，回去蒸熟与碎馒头拌着蒜末吃，是我妈的最爱。最不济，河滩里都是枣树，开花时把鼻子塞进米黄的小碎蕊里拱着，舔掉那点甜香，蜜蜂围着鼻子直转，秋天我爸他们上树打枣，一竿子抡去，小孩子在底下捡拾，叮叮当当被凿得痛快。

但我只见过托人想进厂的亲戚，没听过有人抱怨环境--就像家家冬天都生蜂窝煤炉子，一屋子烟也呛，但为这点暖和，忍忍也就睡着了。我父母也说，要没有这些厂，财政发不了工资，他们可能攒不够让我上大学的钱。

我一九九三年考大学离开山西，坐了二十多小时火车到湖南，清晨靠窗的帘子一拉，我都惊住了，一个小湖，里头都是荷花--这东西在世上居然真有？就是这个感觉。孩子心性，打定主意不再回山西。就在这年，中国放开除电煤以外的煤炭价格，我有位朋友未上大学，与父亲一起做生意，当时一吨煤十七块钱，此后十年，涨到一千多块钱一吨。煤焦自此大发展，在山西占到GDP的百分之七十，成为最重要支柱产业。

伏秋大汛，三四千年间，下游决口泛滥一千五百九十三次。而当下，大汛甚至成为奢侈。一九四九年之后山西成为全国的能源基地，支援东部，支援首都，占到全国外调量的百分之八十。六十年里，总采煤一百二十亿吨。可以装满火车后一列接着一列在地球上绕三圈。

我妈和我妹都来了北京，山西我家不远处是火车站，为了运煤加建的专门站台就在十米开外，列车昼夜不停，轰隆一过，写字台、床都抖一阵子，时间长也习惯了。但盖了没几年的楼，已经出现沉降，一角都斜了。为了让这个小城市精神一点，有一年它和所有临街的楼一起被刷了一层白浆，黑灰一扑，更显残破。我怕楼抖出问题，劝我爸："来吧。”他不肯，家里他还有病人、吃惯的羊汤和油粉饭，一路上打招呼用不着说普通话的熟人。他说：“你们走吧，我叶落归根。”

我站在栅栏外面往里看，愣住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山西。附近村庄里的小胖子跟我一起，把脸挤在铁栅栏上，谁都不说话，往里看。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所以他一个人做，告环保局的官司输了，告省政府没被法院受理，写给人大法工委的信没有回音。花在广告费上的钱几乎掏光他全部家产。陈法庆只说：“到钱花光的那一天，我就停下来。”	

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威胁坐在 “灰色地带”的黑人让座时，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唯独帕克斯倔强地坐在原位。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四十二岁的她厌烦了所有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五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 德·金，日后他得到“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 ，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我看马丁·路德·金传记才知道，领导民权运动时，他才二十六岁。

我把他们的故事写成一篇博客，叫《我只是讨厌屈服》。留言里听到了很多声音，有人说：“为什么许多人都选择屈服？因为他们觉得投入太多，收获很少或根本没有。”也有很多人在博客里留言：“说话，真不容易呢，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却希望其他人都能做个公民，这样才会有人帮我们争取更多的利益、权利……”还有人说：“在国家垄断企业面前，很多人首先没有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中国人习惯了听从权威，大家都被这样教育着，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覃局长，我们都非常愿意相信华南虎在镇坪存在。只是我们知道在国际上认定物种的存在，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发现活体，其次是发现尸体，要有影像资料，然后是有研究者的目击。” 他愣了一下说：“关于你说的这几点 我确实还不知道。”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问：“您是林业局局长，连这个也不知道吗？”把他堵在墙角，微笑看着他。现在觉得，一个五万人的山区县城，一个刚刚从党校校长调来当上林业局局长的人，不了解此类专业的知识也是有可能的，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能不知道”，而是“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怎么面对”。覃局长仍然说：“华南虎的存在不容置疑。” 如果以前，我可能会再逼一下，“但是公众有质疑的权利”，但现在我的目的不在通过一段采访，将某人推向极端或者让他难堪。我问他：“在这样重大的科学结论上，是否应该更严肃更科学更有所保留比较好，而不是不容置疑？”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有与对方讨论的心态，因为我渐渐知道，有时偏见的造成是利益和庇护，也有无知和蒙昧。媒体重要的是呈现出判断事物应有的思维方法，而不是让一个人成为公敌。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忍受。

我采访过一个姑娘，她在地震中被压了五十多个小时，截肢后在病床上开始画画。有一张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下，只能看到脸，一只手撑着头上的石灰板，眼睛睁得很大，向外看，那是她“绝望又希望”的一刻。她说画这张画的原因，是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张画来展览，“给他们画个新家园吧' 但她画了自己，她说“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手从奶奶脸上滑过的时候，有人在边上对我喊“不要哭，不要哭，不要把眼泪掉进去”，把棺木关上了。怎么会哭呢？我有什么资格哭？在我小得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她就在那里，青布的斜襟大袄，掖一只浅灰的手绢，通红的石榴花开满树，她用小勺把嫩黄的鸡蛋羹划几下，把软滑的小方块喂到我嘴里。雨在檐头轻轻地顿一下，拉长一点，落下来，落在青砖地上一个细的小涡，小水滴四溅。吃完了，她用额头顶着我的额头，让我的小脖子长一点劲儿。哄我喝药时，药边总放一碗水，手里一粒话梅糖，“一口，一口下去”，等我吞下药，她就先喂我喝水，再把糖放在嘴里，一下午，按一按我的腮帮子，硬硬的还在。

梵高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別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施泰纳这集，我看过素材，但是看老范编辑的数分钟，施泰纳第一次挺举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声响，他抖着将杠铃推向头顶，脚胡乱地转着圈想支撑，最终无力，将杠铃从脑后扔下，向上苍做了一个摊手无奈的姿势。第二次尝试，施泰纳举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罗斯选手奇吉舍夫领先，施泰纳想要夺金，只有一次机会，在原有挺举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众人都觉无望，对手脸上已经是狂喜。老范配的音乐是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音乐衬着他的话：“在她弥留之际，差不多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向苏珊承诺过，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我会一直向前，去参加奥运会，去争取金牌……” 他的教练用力在他脸颊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从未举起过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几下，不断呼哧出气。杠铃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属杆都压弯了，全场寂静，他大叫一声，推举杠铃，举过头顶，踉跄了两下，脖子挣得通红，艰难地向前努着，撑了两秒钟，铃声响后，杠铃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却一切，欢喜跳跃，捶打地面。镜头缓缓拉升，在空中俯视 他的背影，话外音是采访中他说的话：“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苏珊在注视着我。这是一场献给苏珊的胜利。” 他俯身亲吻杠铃，音乐唱道：“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最后一个镜头是他站在领奖台上，余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举起苏珊照片，放在肩头，注视升起的国旗，胸口一起一伏.音乐正唱到“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w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红鼻尖上挂着汗珠笑了。我都哭得现形了，这在看自己片子的经验里是第一次。

“以前我不想见记者，不想给别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后来我看到曼德拉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并让别人看 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去做。因为这句话我才考虑接受你们的采访。”

我先拐了个弯问他：“你认为孩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自己作为老师，想象学生该怎么样，总是把他们的样子跟觉得该怎么样比较，是教育上最大的障碍。这样我没办法跟他们建立关系，这个想象就好像一面隔墙在学生和我之间，所以我不要这个想象。”我有点懵：“我们平常接触的很好的老师也会说，我想要一个有创造力、有想象力的学生，难道你没有吗？” “那学生做不到，他会不会放弃呢？ 会不会怪这个学生？”

在课堂上，有时男孩子大叫大闹，甚至骂他嘲笑他，卢安克无法上课，就停下来。他说自己也有发脾气的冲动，但立刻抑制，“我受不了凶”，这个抑制比发火会更快地让班里安静下来，男孩说：“我管不住自己，你让我出去站一会儿。”卢安克就开门让他出去站着。我转述孩子的话：“他们说你太温柔了，如果凶一点会更好。”他说：“有的人他没有承受能力，别人骂他，或者对待他不好，他承受不了，所以他必须反应，本来不想打人，但因为受不了就必须打人。他控制不了自己， 就是心里不自由。”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 不要紧。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把希望放在别人的身上是虚拟的，所以无用。如果自己不去做，那就不会有希望。”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我说了郝劲松的故事，“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点五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和我没有什么联系.但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当中。